劉後濱：改革開放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改革開放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
劉後濱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
學術總結是一個時代學術反思的重要形式。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學術指歸，其總結的學術脈絡也絕不與他人相同。對於20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學術成就和發展脈絡，眾多學者在世紀之交的時候進行過總結。其後，又有學者對改革開放30年來的學術進展進行總結。這些總結，有的是全面總攬各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著述，不乏全局眼光；有的是就一些熱點問題和核心話題進行綜述和展望，體現出一定的洞察力（本文參考的總結性和展望性綜述文章主要有：相卉《擢秀攬才，造就群英——首屆唐史高級研究班紀事》，胡戟主編《唐研究縱橫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張國剛《二十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歷史研究》2001年第2期；張廣達《〈二十世紀唐研究〉序一》、谷川道雄《〈二十世紀唐研究〉序二》，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吳宗國《我看隋唐史研究》，《文史知識》2006年第4、5期；李錦繡《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郝春文《敦煌文獻與中古史研究的新領域》，《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尤其是最近幾年來一些年輕學人發表的就某一專題進行反思的綜述和評論文章，結合學術最新進展，呈現出深刻的知識關懷和方法論探討。這些總結和反思，是本文對改革開放40年來隋唐五代史研究進行綜述的基礎。需要說明的是，無論是對已有成果的總結，還是對未來研究的展望，都是站在個人立場和有限知識範圍內做出的。即使文中涉及的內容，許多方面也是表面歸納或借助他人的評述。超出本人知識範圍的大量研究領域及其代表性成果，只能付諸缺如。好在如今信息渠道極為發達，本文並不承擔開列論著目錄的功能。
一、40年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學術脈絡
改革開放後中國內地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重新回到學術軌道。1979年由唐長孺主編（署名為武漢大學歷史系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室）《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一輯出版，至今已經出版了36輯，成為包括隋唐五代史在內整個中國三至九世紀歷史研究的重要學術平臺。1980年由蔣天樞整理的《陳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包括《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元白詩箋證稿》以及收錄了眾多魏晉隋唐史研究論文的《金明館叢稿》初編和二編，陳寅恪提出的相關概念和範式，構成了隨後一段時間研究的敘事平臺和邏輯起點。1980年在西安成立唐史研究會（1983年改名為中國唐史學會），選舉唐長孺為會長。會議論文結集成《唐史研究會論文集》於1983年由陝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81汪籛遺作《汪籛隋唐史論稿》、黃烈等主編《魏晉隋唐史論集》第一輯和1982年岑仲勉《隋唐史》（修訂重排版）、金寶祥《唐史論文集》陸續出版。1982年出版了北京大學中古史研究中心編《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第一輯（共出5輯），1983年出版了唐長孺主編《敦煌吐魯番文書初探》，1986年出版了韓國磐主編《敦煌吐魯番出土經濟文書研究》，1988年出版了王仲犖《隋唐五代史》、唐長孺主編《隋唐五代史》（《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的分冊）和史念海主編《唐史論叢》第一、四輯（其第二、三輯出版於1987年）。這些學術成果的推出，無疑標誌著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全面正常開展，而且基本是在20世紀40年代以來已有研究基礎上展開的。20世紀90年代唐長孺《魏晉南北朝隋唐史三論》（1992年）、王永興《唐勾檢制研究》（1991年）和《唐前期西北軍事研究》（1994年）等論著的出版，標誌著陳寅恪之後第二代唐史學者進入到學術盤點的階段。
前舉在世紀之交進行的學術總結工作，與其時的研究狀況是相適應的。20世紀最後20年的隋唐五代史研究，主體還處於繼承與盤整階段，基本還是站在以岑仲勉、陳寅恪為代表的新史學以來第一代唐史學者的研究基點上展開的史事鉤沉和論題鋪排，以及站在以唐長孺、汪籛為代表的接受了唯物辯證法和階級分析方法又特別注重史料考證的第二代唐史學者研究基點上的理論推演與史料辨析。這些研究成果的總量巨大，但相比於五六十年代的研究，總體來看，論題的開拓卻未有多少實質性的進展。由量的積累帶來的質的突破，只在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學（含吐魯番文書研究，涉及面非常廣泛）等少數幾個方面有所呈現。這是中國學術界自我反思以及在國外（主要是日本）和我國港臺地區隋唐史研究成績衝擊下做出的回應，一時間政治制度史和敦煌學率先成為隋唐史研究的熱點，且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90年代初期（參見吳宗國《我看隋唐史研究》）。
所謂繼承和盤整，具體說來，主要指政治史、官制史、法制史、財政史、經濟史、軍事史、民族史、對外關係史等領域，基本是接續傳統議題而做出的進一步細化研究，無論從資料發掘整理還是史事鋪陳解讀，都還有一定空間，尚未遇到窮途和達到全面整合的程度。對於隋唐五代史研究來說，有學者將20世紀前半段的研究特徵概括為文化史觀中國化、唯物史觀學術化和古史形態理論化，這幾個方面的進展以陳寅恪、唐長孺和胡如雷等學者取得的成就為主線（孫繼民發言，見陳瑞青等《“唐長孺、胡如雷與隋唐史研究”研討會綜述》，《高校社科信息》2005年第3期）。再加上岑仲勉、汪籛、韓國磐等人的研究，依然作為1980年以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體知識體系，大量研究論著是在這些前輩學人研究成果基礎上的細化和深化。例如，20世紀80年代率先打破條條框框的隋唐政治史研究，就是一種細化和深化。儘管有些問題長期未有突破，如牛李黨爭就被稱為唐史研究的“難解之結”，但一些從民國過來的老一輩學人和50年代開始進入學術界的中年學者，通過傳統的史料考據和新接受的階級分析方法，突破了官方史學教材中有關隋唐歷史人物評價的套路，探尋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命運的真相。例如黃永年直指“廢王立武”是高宗擺脫元老重臣的鬥爭，以長孫無忌為首的元老挑戰的不是武則天，而是唐高宗，其失敗是註定的。唐高宗的所作所為是乾綱獨斷，而非聽任武則天指揮，唐高宗也不是昏懦的昏君（黃永年《說永徽六年廢立皇后事真相》，《陝西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
還有一個雖然不是十分顯著卻頗具時代特色的現象，可以稱之為對西方理論與議題的複製與套用。1980年以來史學界以社會史和文化史為代表的研究領域的擴張，總體上也還處於製造或複製議題、生吞活剝地將外來概念和研究論域套用到中國歷史研究中的初級階段。一段時間裡，史學界的熱門議題許多都是受到其時翻譯引進的西方思想家（90年代以後又加入了海外漢學家）著作影響而提出的，例如國家與社會、社會流動、精英群體、族群認同、日常生活史、地方社會與民間社會等。這是學術史意義上對外開放之初的特有景象，對於衝破思想禁錮和僵化方法論具有重要的意義，對於深化對中國歷史複雜內涵的認識也起到積極作用，但也不可避免地出現抽離這些思想、概念和方法產生的歷史背景和語境，而加以機械套用的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模仿與套用之後，學術界開始認識到這樣的研究無助于深化對自身歷史特徵的認識。但這些業已引進的概念和話題，經過一定的語義與視角轉換之後，逐漸與中國歷史實際或史料特徵相磨合，進而形成用以描述中國歷史的“本土化”的概念和話語。不過，在隋唐五代史研究中，跟風式的對西方概念和方法的模仿和套用現象並不突出，也因此顯得理論色彩不夠濃厚。無論是繼承整合，還是複製套用，歷史學科的特點是，只要是嚴謹務實的研究，一旦落實到歷史資料的梳理，相關認識總是能夠有所推進。
在正常學術研究中斷20年之後，改革開放最初20年間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局面被描述成以下幾個方面：制度史的鉤沉索隱、政治史的探幽發覆、經濟史的推陳出新、社會史的異軍突起和文化史的別開生面。除了這些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呈現的普遍現象之外，還有一條是本斷代研究的特殊情況，即敦煌吐魯番研究與唐史研究的相得益彰（參見張國剛《二十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站在世紀之交的學術現場，從整個20世紀的學術發展脈絡來看，這樣的描述大體是符合實際情況的，其中呈現出來的成就感也契合彼時的語境。
儘管沒有什麼標誌性事件可以用來區分改革開放以來40年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階段，但為了便於敘述，還是需要將其區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第二階段則是90年代中期至今，本文概稱之為前後兩個20年。這個區分並不嚴格，有些90年代中期以前的成果可以劃入後一階段，反之亦然。如果一定要找到一些具有標誌性意義的事件，則可舉1994年底唐研究基金會學術委員會的成立及相關學術活動的展開，其學術成果基本面貌的呈現則大抵要到90年代末，主要是《唐研究》專刊及“唐研究基金會叢書”的出版。
1995年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的出版，標誌著有了一份彙集以唐代為研究對象的包括歷史學、考古學、古代文學、語言學、藝術史學和宗教學等各個學科的成果的學術專刊，構成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多學科交流的新起點。筆者曾撰文指出，《唐研究》的出版“在當前強調學術整合的思潮下，有著特別的意義。《唐研究》強調新史料、新見解，將使刊物具備獨特的學術價值和較高的學術品位，其突出書評的篇幅，並藉以總結學術史和建立嚴格學術規範的努力，也將對學術研究產生影響”。《唐研究》至今已經出版了23輯，對於隋唐五代史甚至中國古代史研究學術規範的建立，都起到了很好的引領作用。尤其是其最初出版的幾輯，由於書評所占分量很重，明顯區別於國內一般學術刊物，顯示出與國際學術規範接軌的重要特色。《唐研究》的書評強調史料的辨析和深度解讀，給被評書以學術史定位，甚至對被評書代表的學術領域或整個學科的特點和意義及研究動向進行綜合分析，徹底走出了“瑕不掩瑜”體書評格套。這使其在規範學術研究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深刻影響了新一代學者的研究范式（劉後濱《從〈唐研究〉（第一卷）看當前唐代研究動態》，《中國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4期；劉後濱《從〈唐研究〉（二至五卷）看唐代研究的進展》，《中國史研究動態》2000年第8期）。
1996年“首屆唐史高級研討班”的舉辦及同年年底胡戟主編《唐研究縱橫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出版，其宗旨就是要“促進一批優秀的中青年唐史專家更快成長，形成一個對21世紀的唐研究有影響力的學術群體”（《唐研究縱橫談》，第226頁）。參與研討班和發表文章的那批學者，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世紀之交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主力。這個活動本身也預示著學術新生代即將或正在登上歷史舞臺，學術轉型的霞光在一種集體焦慮中初顯。2002年胡戟等主編《二十世紀唐研究》是對整個20世紀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一次全面總結，並在學術反思中試圖提出了新的研究取向。
進入21世紀以後（許多領域的研究積累具有明顯的連續性，而不必以新世紀到來為界）的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學術規範的建立、與國際學術界交流對話等方面都取得了實質性進展，研究領域也極大地拓展，社會史、區域史、婦女史、財政史、禮制史、法律史、中外關係史、民族史、文化史和歷史地理等分支，都出版了一大批高水準論著。在歷史文獻的整理方面，包括敦煌吐魯番文書、碑刻史料的整理以及各種傳世文獻的補遺，同樣成績卓著。可以說，無論從專題研究還是資料整理方面，從主流來看都已經達到了國際先進或者說領先水準，隋唐五代史上許多方面的知識都得到補充和更新。
不過，無論是接續傳統議題的細化研究，還是套用外來概念的類比研究，在研究成果不斷積累的同時，也出現了一定的困境。當然，突圍的努力也從未間斷。從學術史的發展看，一些核心話題的提出，往往以一些重大理論預設（科學假說）為依託。就中國古代史研究來說，例如中古士族問題、土地制度問題、唐宋變革問題、城市革命問題、明中後期商品經濟發展與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等等，都與社會形態理論和歷史分期理論密切相關。由於提出者和最初的一批討論者大都是其時最傑出的學者，在他們學術影響力的輻射下，這些話題提出後，一般都能夠以其慣性受到較長時間的關注和追蹤，而且話題切分得越來越細緻，盡顯專門深刻。但是，隨著大的理論環境的轉移，這些受慣性作用而產生的深刻研究，也出現與相應學術命題被提出時的理論關懷相脫離而流於個案化、具體化的趨向，導致碎片化且缺乏方向性，大量的研究因此陷入同質性的重複。最近幾年走向學術前臺的中青年學者中間，已經有一些人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嚴重性，提出要回到核心議題提出時的理論語境，吸取大量個案研究中的有效積累，對接20世紀上半葉（從20年代社會史論戰到60年代）的中文學術背景，實現又一輪的知識整合和議題更新。
二、40年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重要議題
由於學術產出大量擴張，學術成果的綜合性水準不斷提高，個人閱讀量難以覆蓋，甚至那些重要的論著也無法一一流覽，所以書評及學術綜述和總結之作就顯得特別重要。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學術總結和反思之作頗多，各種分類和分期的學術總結文章，對於促進學術規範的建設、學術成果的積累和研究水準的整體提高，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年輕學者和在校博士生中間形成了良好的示範效應。低水準重複的論著，不注意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的論著，已較為少見（儘管實質性的論辯交鋒不多）。以下將在這些綜述類文章的基礎上，結合個人的閱讀和研究體會，就40年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議題進行簡要歸納和評述。
時代定位是任何歷史斷代研究的全域性問題，由此展開的以何種視角和線索來定位，來進行歷史分期，就牽引出這一時段歷史研究的基本問題，即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社會和階級關係等方面涉及形態與結構意義上的問題，例如權力結構與國家形態之類。
20世紀前半期，無論是在中國學術界曾經集中討論的五種社會形態的分期框架中，還是在日本學者爭論的古代、中世與近世的時代分期理論中，隋唐五代都被強調是中國古代史上的一個重要的轉折期。由於隋唐兩朝在政治血緣上都接續著北周政權，從各種制度現象上看也與南北朝尤其是北朝有很大連續性，所以在實際研究中魏晉南北朝隋唐史往往作為一個整體對待，側重探討隋唐作為魏晉南北朝的延續所呈現出來的時代特徵。隋唐史研究中許多定性的問題，往往都是從魏晉南北朝史的研究中帶過來的。隨著跨越魏晉和隋唐兩個時段研究的充分展開和深入推進，二者之間的差別也日漸呈現，學者們越來越認識到發生在南北朝隋唐之際的深刻歷史變革。再者，還在內藤湖南提出唐宋變革說的時代，加藤繁就認為唐宋都屬於前期官僚制時代，即“世族勢力衰歇，主要靠科舉產生的新官僚階級主持政務的時代”，兩個時代實為一體，沒有差別。唐宋相提并论，可以说是当时学者的一致立场（寺地遵《日本にぉける宋代史研究の基调》，中国史学会编集《中国史学》第1号（宋元专号），1991年，197页。參見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榮新江主編《唐研究》第十一卷，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這種認識隨著日本史學界論著的譯介，在中國史學界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最近10來年間，在宋史研究取得全面豐收的助力下，唐宋之間在某些方面所具有的高度延續性又得到重視，如鄧小南等學者認為晚唐五代十國和北宋前期，在許多方面尤其是政治文化方面可以作為一個完整的歷史時期。
任何歷史分期的做法都是為了建立分析歷史變化或變革的坐標系，而所探索變化內容的不同，自然導致坐標系的不同。1982年美國學者郝若貝（Robert M. Hartwell）《750-1550年中國的人口、政治及社會變遷》（《哈佛亞洲學報》第42卷第2期）指出，帝國內部高密度人口地區的擴散引發了行政上的困難，從而導致中央權威的下放，具體表現在“路”的出現和“縣”的獨立性的加強。韓明士（Robert Hyme）進一步申說兩宋政治社會精英政治作為和社會作為的轉變，劃出北宋、南宋之間的分野，以把握南宋和後世中國社會的連續性。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北宋可以視為唐代的延續期，南宋則開啟了一個新的時代，兩宋之間的斷層甚于唐宋之際的變革。在美國從事教學研究的華人歷史學家余英時則認為，從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發展看，南宋與北宋相比儘管發生了變異，但是變異不等於斷裂，在這一變異時期，延續仍遠大於斷裂。近年來在圍繞《天聖令》展開的唐宋之間禮法與社會變革的研究，也涉及到唐和宋（尤其是北宋）之間的延續與斷裂問題。有的學者主張唐與兩宋之間的差異大於延續，也有學者認為唐與北宋之間的差異遠小於兩宋之間的差異，南宋與北宋之間出現了某種斷裂。
新世紀以來，東亞學術界對內藤湖南唐宋變革論有過集中的討論，充分認識到內藤假說提出的理論關懷是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意在探討唐宋之間歷史轉變的意義，強調中國從宋代開始進入相當於歐洲近代早期的“近世”，跳出中國傳統歷史敘事的王朝更迭和朝代循環模式，以回應西方長期流行的中國社會發展停滯論。而隨著歷史分期和社會發展階段性質等理論論爭的退場，內藤假說控禦唐宋差異的比較方面，深入一些的討論則涉及差異形成的原因和過程。而這已經是內藤假說的另類借用了。包括唐末五代作為中世和近世的過渡期之說，也被借用為“唐宋變革期”而廣泛使用。可以說，中國學界對內藤假說的借用與展開，並非沿著此說在日本中國史研究中被闡發和論爭的邏輯，因為中國自南宋以來就不斷有唐宋之間所發生歷史變化的歸納與提煉，在此傳統下再借用內藤假說的概念，其實只是相當於使用了一個話語平臺，由此進一步展開唐宋之間歷史變遷內在軌跡的探討。這原本也是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進路。張廣達《內藤湖南的唐宋變革說及其影響》用一條長注概括了其對唐宋之際歷史重大變革的理解，綜述了這個研究進路中學術界已經達成的許多共識。文中指出人們趨近一致的意見是，在唐宋之際，經濟、社會、政治、文化、民間信仰乃至對外關係等諸多方面確實呈現了許多變化。凡此種種，有些雖有地域差別，但是，在時間上，莫不或前或後參差發軔於唐宋之際。或者說，宋代上述領域出現的新事物、新氣象，大多可以從唐代中期覓得端緒，驗得萌蘖。不僅這樣，在這些變化之中，有一些看來已經不像是王朝更替之後原來秩序的重新整合，也不像是傳統之內的變化，而應該是結構性範疇的變革。
當然，這裡還涉及唐宋之間的變化起點問題。1986年中國唐史學會第三屆年會上，中國學者針對此問題進行過一次集中討論，相對于中唐變革說、晚唐五代變革說，南北朝隋唐之際開始發生導致宋代那種社會面貌變化的觀點受到重視。
時代定位研究牽動的各重要議題中，士族及士庶區隔問題至為關鍵。可以說，對士族問題的關注無疑深刻影響著隋唐史研究中一些基本命題的展開，無論中文學術界還是日本和歐美學者都探究頗深（日本學界普遍稱之為貴族制研究。中文學界的代表性論著如韓昇《南北朝隋唐士族向城市的遷徙與社會變遷》，《歷史研究》2003年第4期；范兆飛《權力之源：中古士族研究的理論分野》，《學術月刊》2014年第3期）。近年來一些年輕學者注重學術史的反思和理論探討，力圖回到士族問題最初被提出時的理論語境，找准問題焦點，以此為出發點揭示新的問題面向，克服缺少問題意識只是就一些家族進行個案研究的同質性重複現象（參見林曉光《比較視域下的回顧與批判——日本六朝貴族制研究平議》，《文史哲》2017年第5期）。
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在豐厚積累的基礎上也圍繞著時代定位問題展開。站在南北朝隋唐之際歷史轉型的起點上，重新審視6—10世紀國家權力結構和政務運行機制的變遷，這個視野下的研究已經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在政治制度和文書學研究深厚學術積累的基礎上，“政務運行”研究思路的提出，使得傳統的以職官為中心的隋唐五代政治制度史研究轉向了以事類（政務）為中心的綜合性制度史研究，或者說制度史成為了一種視角，用以分析國家與社會各個層面的具體運行及其變化。隨著出土政務文書的不斷整理刊佈，這個研究取向集中體現在對行政運作、信息流通和政務處理規程的關注。文書、信息與權力，構成了帝制中國的複雜運行圖。要瞭解帝國的運行，必須要進入到這個圖景之中，具體認識依託于政務文書的信息流通與權力配置。目前的研究中需要注意的問題主要是，所依賴的文書資料的局限性以及政務運行機制研究在解釋歷史時可能存在著盲區。不是說權力都落實到文書上，許多時候權力體現在文書之外、處於無形之中；與此同時，落實到文書上的權力也不全部都是真實的權力，有時候只是一種程式或形式上的權力。但是，文書之外的信息流通和權力運行，在制度背景上還是以文書規範的流程為潛在依託的。只有瞭解文書體系中的信息流通和權力運行，才能避免將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帶入權謀的泥潭而難以自拔。總之，儘管研究角度和問題空間有所變化，但是，對官僚制度、政治體制及其發展變化的關注，仍然是政務運行機制研究的落腳點（代表性論著如李方《唐西州行政體制考論》，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趙璐璐《唐代縣級政務運行機制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
法令體系是涉及隋唐五代時代特性的重要領域，法制史研究的成績相當顯著。除了傳統的有關唐律研究和圍繞“唐令拾遺”展開的持續工作之外，1999年戴建國率先披露了在天一閣發現明鈔本北宋《天聖令》的情況以後，2006年中華書局出版了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課題組整理的《天一閣藏明鈔本天聖令校證》一書，其中不僅包括明鈔本《天聖令》的影印本、校錄本和清本，還附帶有該課題組花費巨大心血所完成的《唐令復原研究》。與此同時，相關研究再次成為唐宋史研究的聚焦點。專門論著可舉戴建國《唐宋變革時期的法律與社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黃正建主編《〈天聖令〉與唐宋制度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趙晶《〈天聖令〉與唐宋法制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一方面，對於唐代政務運行機制的研究來說，《天聖令》在傳世的編撰史料和敦煌、吐魯番出土的檔案文獻之間，架起了會通的津梁。如果僅僅依據“以令式分入六司”編撰而成的《唐六典》來結合零散的出土檔案文獻，國家政務尤其是對於地方和基層政務來說，運行中的一些具體環節和程式，是無法復原的。而在《天聖令》相關規定的基礎上，對於一些以往較少關注或泛泛而論的問題，探討的深度和細節性有了很大的改觀。另一方面，由於《天聖令》同時包含唐、宋兩種《令》，透過宋代“不行”的令文，分析其不行用的制度和社會背景，以及透過宋代行用的令文中如何“以新制參定”而改動唐令中的關鍵字詞，分析這個改動背後的原因，如此深入下去，則唐宋法令之間許多具體而細微的變化就能夠立體地呈現出來。高明士提出“天聖令學”的概念，並提示以此帶動唐宋變革研究的深入（《“天聖令學”與唐宋變革》，《漢學研究》第31卷第1期，2012年）。這個角度的研究，目前還在繼續受到關注和重視。此外，對《天聖令》研究的深入，也推動了禮制史和法制史相關研究成果的刊佈，如吳麗娛著《終極之典——中古喪葬制度研究》（中華書局，2013年）和主編《禮與中國古代社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樓勁《魏晉南北朝隋唐立法與法律體系——敕例法典與唐法系源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的出版，使成果豐碩的禮制史和法制史研究再上臺階。
制度史研究的另外一個重要取向，是在官制或者官僚制的研究中，接著最近幾年翻譯成中文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出版的宮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舉前史》（韓昇、劉建英譯，中華書局，2008年）、谷川道雄《隋唐帝國形成史論》（李濟滄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2011年新版）和增淵龍夫《中國古代的社會與國家》（呂靜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等日本學者著述的思路，在國家行政機構層面之外，注重官僚制度的社會層面。國家行政體系在制度形式上有著整齊劃一的設計，真實的國家構造和實際運作中的體制機制，卻應該是大量吸收了產生於複雜社會運行中的各種要素。近年來，有關隋唐五代時期包括州縣官府在內的基層政務運行機制研究、官員選任遷轉制度及俸祿體系研究、官人身份及其擴大化問題研究、藩鎮體制與唐宋間官僚身份體系變化研究等，都直接或間接地吸收借鑒了這樣的研究思路，進而提出問題，取得了重要進展。當然，這方面的整合性研究還沒有取得突破性成績，對於隋唐國家構造的特質、路徑及其與宋型國家的區別，還缺少全域性的把握。
總之，隨著制度史研究的不斷深入和有效積累，曾經一度受到以關注地方和社會基礎為核心任務的“新社會史”衝擊而略顯沉寂的“國家”議題，最近在中國中古史研究中重新受到重視，帶出了對中國古代傳統國家在不同時期構建途徑和基本特質的探究。其中，在錢穆、嚴耕望等人強調的漢唐之別及宋承唐而建制的基礎上，如何理解唐型國家與宋型國家存在的實質性差別，宋代國家的構建路徑及其來自唐和五代十國的背景和緣起因素，這樣兩個基本面向上的諸多問題受到了集中的關注。國家形態意義上的唐型國家和宋型國家之分，並不意味著唐朝與宋朝的國家體制和政務運行機制完全斷裂而無連貫性，也不意味著唐朝的結束和宋朝的建立就標誌著兩種類型國家的終結和確立，二者應是有所延續但在主體特徵上又明顯區別開來的兩個類型。究其主體性和實質性的差別，目前研究所揭示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君主（及制度化皇權）在國家政務裁決體系中位置的前移及其帶來的君相關係的變化，使職差遣作為一種機制得以自上而下貫徹；地方各層級中心政務的分化，以及隨之出現的中心政務之外某些行政權力的下移，縣級政務運行的相對獨立；商品經濟發展和土地買賣限制的取消帶來鄉村基層組織形態的變化，以及由此導致的國家通過基層行政機構對鄉村進行戶口、賦役和司法控制的強化，等等。這是一個需要進行多方位研究並綜合出新的重大論域。唐型國家和宋型國家作為學術概念的界定，也還有待具體研究的積累和理論構建的完善。
隋唐五代政治史研究中的一些傳統話題如相權、党爭、宦官和藩鎮等，從局部視角或具體材料出發難有突破。在此背景下，一種新的綜合性理論性探索正在中外學術的交流碰撞中展現，並顯露出廣闊的學術前景和研究活力。例如，藩鎮研究就是對傳統研究推進較為顯著的領域，“藩鎮體制”和“藩鎮時代”概念的再次運用，將這個在個案研究方面非常深入的議題推進到一定的整合性層面（參見劉興雲《唐代中央對藩鎮控制問題研究綜述》，《中國史研究動態》2011年第2期；張天虹《唐代藩鎮研究模式的總結和再思考——以河朔藩鎮為中心》，《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等等）。最新的代表性成果可舉李碧妍《危機與重構：唐帝國及其地方諸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5年）。
唐宋間統治階層尤其是政治精英相關問題，包括其構建與維護機制的變遷、價值體系與身份界限的演變以及由此帶來的政治文化等，是近年來在士族門閥研究基礎上出現的重要學術論域。其中，圍繞科舉和銓選而形成的“孤寒”與“子弟”，唐代不同時期政治話語中的“清流”與“浮薄”，唐人概括的“八俊”等快速升遷路徑，諸如此類與統治精英集團形成途徑和價值認同相關的問題，包括政治身份的獲取、仕宦途徑和婚姻策略的選擇等，在史料解讀和論題開掘方面都有了實質性的進展（代表性論著如吳宗國《唐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新版；王德權《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風氣》，政大出版社，2012年；陸揚《清流文化與唐帝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陸揚盡力協調社會史研究中的“精英”概念和文獻中諸如門閥、士族、舊族、新門、孤寒、子弟等概念，回到歷史語境包括書寫語境，細讀各種文本的微妙修辭和寫作意趣，提出並界定“清流群體”和“清流文化”兩個概念，用以解釋唐後期的整體政治史和政治文化。此書的關注點不同于傳統政治史和政治制度史研究中對具有確定性的權力的重視，而是更加著力於把握歷史進程中那些真切存在有跡可循卻又具有模糊性和不確定性的內容。在歐美中國中古史研究傳統中，這是一個建立在細讀史料基礎上頗有推進的研究方面，而其以中文寫作和出版，更是對中文世界的唐宋史研究帶來了新的啟發和衝擊。
在此基礎上可進一步帶出一個在更長時段如何評估中古時期不同精英集團的問題，包括精英認同的價值體系和現實依憑所發生變化的性質和軌跡，是否存在一個從依託門第閥閱構建起來的士族，到崇重當朝冠冕的氏族，再到上述清流群體的歷史進程。從唐宋之間的變化來看，統治精英身份認同的價值體系有很大的繼承性，但也有所區別。唐代統治精英的人數相對較少，在不同時期獲取政治身份的途徑也有所變化，但在其獲得成功之後，還遵循著魏晉以來編撰譜牒的傳統做法，以擠入士族的行列。至少在價值觀念上，整個唐代精英集團的身份認同及其與其他階層身份的區分，還是魏晉以來清濁之分的繼續，儘管區分清濁的標準和依憑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到了宋代，“器識”與“浮薄”之分大有取代清濁之分的勢頭。宋人很大程度上接過了唐末反“清流”勢力指斥這個精英集團“浮薄”的話語，將“浮薄”一詞指向沒有地方歷練、缺少器局和吏幹的文人。宋人論唐史時所稱之“浮薄”，當考慮這一層轉換之後的回用，不可徑作唐人語彙來理解。或許正是因為精英集團身份區分所依託價值體系的轉變，以及政治精英人數的不斷增加，宋代以降精英人物獲得成功之後，就不再像唐代那樣通過編撰譜牒來標榜身份了。正如南宋時趙彥衛所說，“唐人推崔、盧等姓為甲族，雖子孫貧賤，皆家世所重。今人不復以氏族為事，王公之女，苟貧乏，有盛年而不能嫁者。閭閻富室，便可以婚侯門，婿甲科”（趙彥衛撰、傅根清點校《雲麓漫鈔》，中華書局，1996年，第51頁）。“不復以氏族為事”是一個否定句，從正面說，宋代的文化精英已經不需要通過炫耀家世的譜牒，而是建立起完全依靠科舉功名確立其精英身份的價值依憑，精英集團的構建以此為認同基礎，並通過編撰《登科錄》《同年錄》等來構建精英人士的網絡。
民族史尤其是西域民族關係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極為重視的方面。如何認識和描述隋唐兩朝作為世界性帝國的特徵，如何認識這一時期在廣大西域地區生活或建立政權的各個民族的族屬和文化特徵、民族分佈和遷徙情況以及各民族之間的關係，諸如此類的問題，都是一項項複雜而艱巨的任務，吳玉貴《突厥汗國與隋唐關係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僅僅依靠兩《唐書》的“四夷”列傳和《通典》《冊府元龜》等文獻的相關記載是遠遠不夠的，對出土資料的發掘利用顯得尤為重要，且已取得顯著成績。例如，依託敦煌吐魯番出土漢文和各種胡語文獻，研究以西域為歷史舞臺的各個政權之間政治文化關係；依託碑刻史料尤其是出土墓誌（包括少量多語種碑刻），研究入仕唐朝的各國各族人物、家族和族群，以及外來宗教相關文物文獻與宗教信仰；依託用漢字寫作的入唐僧俗人士的文集、行記和碑刻等域外文獻，研究隋唐帝國與東北亞和東南亞諸政權的交往。這些方面都已經取得了豐碩成果，凡是能夠利用的資料，大都已經得到精深的發掘和精審的利用（參見李丹婕《唐代中國的族群與政治——三部著作的評介與反思》，朱玉麒主編《西域文史》第八輯，科學出版社，2013年）。儘管目前階段這方面的研究，主體還停留在史料鉤沉和資料彙編的階段，尤其是文物資料中有關外國和周邊部族入仕唐朝人物、家族和族群的研究，以及物質交流和文化藝術交流方面，各種成果呈現出斑斕色彩。外來文明對隋唐帝國的實質性影響，隋唐兩朝作為世界性帝國的核心特徵，這兩個方面的整合性研究也已經有了可喜的開始，呈現出建立在精深研究基礎的回歸敘事取向。例如，胡鴻《能夏則大與漸慕華風：政治體視角下的華夏與華夏化》（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提出，隨著內亞遊牧民族的政治發育，華夏不再成為他們政治認同和政權建構的唯一選擇。由此，唐帝國在北疆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也徹底影響到了唐以後的歷史進程。
中外關係史也是隋唐五代史研究中得到重大推進的一個顯著方面。例如，隨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寧夏回族自治區固原博物館、羅豐編著，文物出版社，1996年）的出版，一個流寓中國境內的中亞粟特僑民、“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家族的豐富信息得以呈現，隋唐絲綢之路的具體情形也在大量中亞風格的遺物中再現。20世紀末太原隋代虞弘墓和西安北郊北周安伽墓的發掘獲得重大發現，以及後來在西安出土的北周史君墓、康業墓、李誕墓等，都使古代中亞包括粟特、罽賓等國的習俗、信仰尤其是祆教的研究再次成為熱門話題，代表性論著可舉榮新江《中古中國與外來文明》（三聯書店。2014年修訂版）和《中古中國與粟特文明》（三聯書店，2014年）。至於這些北朝後期生活在長安的粟特等西域胡人後裔是否繼續留住長安，眾多缺少出土信息的西安地區粟特人墓誌的主人與其是否存在某種關聯，這些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進而將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相關研究向縱深推進一步。又如，西北大学在2004年征集到的日本遣唐使井真成墓志，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惟一一件有关遣唐使的实物资料，也是“日本”作为国名最早的实物资料，引起了对遣唐使的集中关注，并由此出发，重新审视井真成入唐的8世纪上半叶及其前后东亚的外交形势，“给已经丰富多彩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荣新江《八世纪的东亚外交形势和日中遣唐使交流》，《遣唐使と唐の美术》，东京国立博物馆、朝日新闻社，2005年）。再如，1984年在陝西涇陽縣發現的《唐故楊府君（良瑤）神道碑》記載了貞元年間楊良瑤受命出使黑衣大食（今西亞一帶）的事實，加上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島海域發現的唐代時期沉沒的阿拉伯商船，引發了對隋唐時期海上絲綢之路與國際貿易問題的重新思考。總之，在大量個案史料所揭示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隋唐帝國與東北亞、西域和內陸歐亞、波斯與阿拉伯、東南亞及印度洋諸國的交往面貌更加清晰。一些重點問題如張廣達對唐代安西四鎮之一碎葉城所在地理位置的考訂，區域性綜合研究如唐朝與吐蕃、大食關係的揭示，有助於推進隋唐帝國在西域統治的瞭解及其與西方各國的交往情況；一些具有統攝力的概念如“粟特系祆教”以及獨特解讀角度如“胡人的眼睛”之類的提出，有助於將零散的資料串聯理解；一部全新的隋唐帝國對外關係史呼之欲出。瞭解那個時代的視野，也從依託漢文文獻、站在中原立場，擴展到面向歐亞廣闊空間、依託各種胡語及外國語文史料及相關考古材料進行全新的解讀，唐朝作為一個世界性帝國的面貌更加豐富而立體地呈現出來。這些建立在大量考古資料基礎上包括歷史學、考古學、民族學、語言文字學、宗教學、藝術史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成果，是新世紀以來隋唐五代史研究中最顯著的成績之一。
由於唐代在中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對外文化交流的特殊性，有關唐代宗教的研究是國際顯學，長期以來積累了大量的成果。21世紀以前，這些國際學界的重要成果在中國學界並不廣為人知，近年來，隨著學術交流的深入和對學術規範的注重、對學術史積累的尊重，在引介外文研究成果的同時，中文學術界的研究也取得了重要進展，無論佛教、道教還是作為外來宗教的“三夷教”（景教、祆教、摩尼教），中國學者或者說中文學術的研究成果已經基本能夠站在國際學術的前沿。
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在20世紀的隋唐史研究中有著極其重要的基礎地位，大凡隋唐時期土地管理、戶籍管理、賦役管理及財政諸問題研究中的重要突破，都有賴於出土文書的整理研究。儘管文獻學意義上的敦煌吐魯番學還有漫長的路要走，但是學術界已經在呼籲敦煌吐魯番文書的研究從文獻學向歷史學轉型。隨著文獻整理水準的不斷提高，對相關資料認識的深化，對於具有檔案性質的各種官私文書和寫本文獻的價值認識更加深刻，對那個時代歷史真實樣態的認識也不斷推進（參見李錦繡《敦煌吐魯番文書與唐史研究》；郝春文《交叉學科研究——敦煌學研究新的增長點》，《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王素《敦煌學當前工作漫議》，劉進寶主編《百年敦煌學：歷史、現狀、趨勢》，甘肅人民出版社，2009年；榮新江《從“補史”到“重構”——敦煌吐魯番文書與中古史研究》，《中國高校社會科學》2015年第2期）。
三、40年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就評估與學術展望
20世紀新史學展開後至60年代，隋唐史研究耕耘已深，大家輩出，基本議題和敘述框架大致奠定。議題的變化和範式的轉移並不如傳統議題的深化明顯。可以說，隋唐史研究中的基本敘事框架雖未有（亦非必須有）重要的突破和重構，但一些涉及較長時段和較為宏觀視野的歷史進程得以“深度描寫”，歷史敘事更加充實。這個現象體現在眾多方面，例如魏晉南北朝貴族制社會到宋代官僚制社會的轉型，唐宋間政治體制和政務運行機制的轉型，唐宋間思想文化的轉型等，各個方面歷史進程的描寫都比以往要深入和細節化，歷史轉型中的關節點得以呈現。
總體來看，40年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成果可謂豐碩。但是，並不說明這個斷代的研究取得了在整個史學界令人矚目的成績，更不必說超出史學界的重要學術影響。尤其在社會經濟史方面，有逐漸冷落的趨勢。儘管在一些具體問題研究中有所推進（代表性論著如陳明光《唐代財政史新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1年；魏明孔《隋唐手工業研究》，甘肅人民出版社，1999年；凍國棟《中國中古經濟與社會史論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劉玉峰《唐代經濟結構及其變化研究：以所有權結構為中心》，山東大學出版社，2014年），但一直缺少聚焦性的議題，對隋唐時代歷史定位整體分析框架的建立還缺少實質性的貢獻，許多基本問題還要回到隋唐史研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學者如陳寅恪、唐長孺、何茲全、寧可等人的論著中去尋找解釋（參見張雨《賦稅制度、租佃關係與中國中古經濟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40年來的隋唐五代史研究積累深厚卻缺乏全域性學術影響的一個重要原因，可能在於隋唐五代時期的新資料不斷出土且數量眾多，追蹤新資料成為緊迫而令人興奮的任務，綜合性的整理消化還需時日。隋唐五代在中國歷史上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但對這個時段的史學研究，卻可能是中國歷史研究中最為缺少理論形態和方法論關懷的一個斷代領域。近40年來，除了接續日本學界討論的所謂“唐宋變革論”和唐長孺提出的“唐代的南朝化”以外，似乎沒有提出什麼宏觀的理論性概念，或者說很少有能夠與其它斷代研究中運用或涉及的一些重要理論和方法相提並論者，如早期歷史研究中的疑古方法和國家形成理論，秦漢史研究中的官僚制理論和政治文化范式，魏晉南北朝史研究中的族群理論、政治體概念和史料詮釋方法，宋史研究中解釋“祖宗之法”的政治文化理論與解釋“重文輕武”現象的權力結構理論，明清史研究中的貢賦體系與經濟史理論、田野調查中運用的社會史理論等，甚至也沒有提出與陳寅恪種族文化史觀和統治集團理論等量齊觀的理論與方法，也沒有形成一些可以聚焦的牽動性議題。
這個現象本身即是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不僅折射出隋唐五代歷史特殊性和史料留存特點的一些側面，也反映出這個斷代研究史的一個重要特徵，即研究的起步階段就建立在扎實的史料考證和問題關懷相結合的基礎上，沒有在所謂史料派與史觀派的對立之中搖擺。陳寅恪自然不是許多現代史學史研究者所說的史料派，甚至某種意義上更屬於理論先行的史論派（參見劉後濱、張耐冬《陳寅恪的士大夫情結與學術取向》，《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23期，2003年），只不過其史論不能容納於20世紀50年代的顯學而已。唐長孺和汪籛、王永興等人在研究路數上都是陳寅恪的繼承者。也許正是因為二十世紀四、五十年代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前輩學者開闢出了許多重要的論域，使人“陷入了遵循既往前輩學者設定議題的路徑依賴”（仇鹿鳴語）。加上時代變遷和學術語境的轉移，使得後來的學者需要花費很長時間來消化和補充。這種消化和補充，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議題的範圍逐漸細化和縮小的傾向。這應是學術研究的一個普遍現象，如同日本史學家谷川道雄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代史的基本問題》（谷川道雄主編，李憑等譯，中華書局，2010年）的《總論》中所指出的，戰後日本對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的研究可以20世紀70年代為界線劃分成前後兩個半期，前半期是爭論的時代，後半期則是沒有爭論的個別研究的時代，儘管開拓出了許多嶄新的題材，各個專題領域在質和量上都有很大提高，但很少有人像以往那樣，為自己的研究在以往的研究史中找到相應的位置，使之在中國史的巨大框架中發揮作用。研究中國古代史的中國學者中間，在1980—1990年間也曾經盛行一種學術觀念，即理論總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過時或式微，而實證研究得出的成果卻具有長期的價值和意義。從具體研究結論的接受角度而言，此說確有道理，不過在更長時段和更宏觀視野的總結中，人們意識到實證研究的那些議題和進路（出發點和具體論題），原本還是在理論論爭的背景下出現的。歷史重視實證，並不意味著可以在理論衰弱的過程中將話題不斷細碎化，而是需要在新的現實或者理論關注中對以往的理論和方法做出省思，進而提出具有一定宏觀性的新議題，並以此引導實證研究的方向。即使號稱客觀的文獻學研究，除了校勘之外，事實上也並不存在純粹從文獻出發的研究。此類研究的學者們，可能並不說明或者有時候沒有意識到在什麼理論語境中作研究。譬如唐代文獻學研究成績卓著的黃永年，看似從文獻出發解析細節，其實還是有陳寅恪的理論作為研究出發點和背景。這大概是需要學術史反思的一個重要原因。
近年來，核心議題與其提出時的理論關懷結合起來所進行的學術史反思，在年青一代學人的學術實踐中逐漸呈現出來。隨著隋唐五代史研究在原有知識體系和邏輯框架中的學術積累豐厚到相當程度，新的問題意識和知識更替不斷呈現，單純依靠新資料做研究的狀況開始轉變，轉而根據問題需要主動發掘整理已有資料引出新的研究取向。例如，總結曾經具有宏大理論關懷又有實證研究的日本東洋史學術理路，尤其是日本學術界關於中國中古貴族制研究的成果及其留下的學術遺產，就成為當今中國魏晉南北朝史和唐宋史學界尋找新的出發點的一項集體有意識課題。這種總結並非為了接續日本學界曾經的論爭，而是在理論的層面上試圖超越實證研究的一種努力。
在此背景下，從實證研究走向綜合敘事的取向，尤其是以政治史為依託的敘事取向日漸顯現。這是一種立足精細研究甚至詳密考證基礎上的歷史敘事，是對政治史的一種回歸，或者說是政治史研究的一次再出發（黃寬重、鄧小南等人在宋史研究中所提倡）。再出發的政治史，不是學界在新舊世紀之交總結的那種包括政治人物、政治鬥爭、政治事件以及政治集團與派別等單一政治現象的研究，而是對政治權力及以之為中心各種事象解釋的立體視角，或者說是各種視角歷史敘事對政治史的依託。無論是制度史（制度史本身是一個綜合研究的概念，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官制史、財政史、禮制史等單一視角）、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民族史等各種視角的歷史敘事，只要進行歷史敘事，其所能依託的框架就必然是政治史。不僅因為中國史學編纂的傳統是以政治史為核心，史料特點決定了政治史的主體地位，更重要或者更根本的原因在於，政治現象是人類社會歷史進程中最具整合性和可把握性的一個層面。
學術交流與對話是促進學術發展的必要途徑。當今信息發達檢索便捷的情況下，開展與外國同行的對話與交流更加方便。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學者對中國學者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充分不及時，暴露出在中國古代史領域，中西方學者之間交流中存在的隔膜，既有關注重心的差異，很大程度上也是中文學術傳播途徑不暢造成的。對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和寫作而言，史料並不像中國近現代史的某些方面一樣需要“出口轉內銷”，中國讀者並不指望從西方學者研究古代史的著述中獲得稀見的史料。許多西方學者研究中國古代史的論著並不以史料豐富或呈現稀見史料見長，而是通過史料的特殊排列方式呈現出特有的見識。這裡面有一些只有站在外部世界觀察中國歷史時所特有的眼光。對於隋唐五代史研究來說，一些高度綜述了西方學界研究成果的概覽性著作，如《劍橋中國隋唐史》（崔瑞德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西方漢學研究課題組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和“哈佛中國史”系列中的《世界性的帝國：唐朝》（陸威儀著，張曉東、馮世明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或許就是了解其學術脈絡的良好橋樑和紐帶。
綜括言之，國內隋唐五代史學界對當前研究的不足有了日漸客觀的認識，在參與國際學術對話時實際上增強了自信。隨著年輕學人的成長，發揮所長，補足短板，幾代學者期待的提高整體研究水準，以及在整體中國歷史進程解釋中貢獻率的實質性增長，都將是指日可待的。
原刊《中國史研究動態》2018年第1期，徵引以原刊為準。
（感謝劉後濱先生授權，劉喆兄校對！）